他的目标十分明确：拜访中方代表。
在宴会上，他见到了中国的总设计师，还受邀乘坐私人飞机访问大陆，这一举动令美国高层震惊得目瞪口呆。
三年后，哈默与中国签订了产能达1533万吨的平朔安太堡煤矿项目，标志着中国煤炭行业迎来了星辰大海般的发展蓝图。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统筹统购”制度，煤炭作为战略资源，无论价格还是产量都受到严格限制。
因此，在改革开放加速的背景下，即使是拥有“亚洲第一煤矿”称号的山西，仍旧经常因为煤炭产量紧缺而出现停电，许多地方只能关灯吃面。
为了缓解电力紧张的局面，国家在白皮书中大力提倡发展地方煤矿和小煤矿，农民、工人甚至万元户纷纷投入挖煤大军，场面热闹非凡。
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涌现出超过64000家煤矿，其中95%以上都是小煤窑。
这极大缓解了电力供应压力，但反观大型煤企，却从曾经的主角沦落为边缘角色，甚至只能吃亏。
1985年，煤炭价格正式进入“双轨制”：小煤矿的价格随市场波动，而国有煤矿产量指标以外的部分则可提价出售。
同年，“统筹统购”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长期被压制的小煤矿终于放开手脚，自由扩产。
市场价格的优势带来了一场“扩产→挖煤→卖煤”的赚钱狂潮，小煤矿产量节节攀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悠久、背景深厚的大型煤企只能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下游供煤，超出部分才得以小赚一笔。
那些原本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厂长们，如今却被“泥腿子”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心中最大的渴望莫过于“妈妈，请再爱我一次”。
1994年，煤炭价格彻底放开，双轨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经过十年的委屈，大型煤企开始大规模扩工扩产，马力全开地挖煤。
但尴尬的是，他们拿到的却只是“欠条”：电力作为公共事业，价格严格管控，利润微薄。
换言之，计划经济时期的电厂还能勉强收支平衡，而市场化时期则只能亏本挣扎。
与此同时，全国煤矿产量迅速飙升，供大于求的局面加剧，煤炭价格跌至白菜价，行业内竞争异常惨烈。
作为一名90后，笔者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说：
“小鬼子从国内低价买煤，再拿去填海造陆……”
三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货币体系崩溃，日本紧急向市场注资，韩国几近破产，中国经济也未能幸免。
宏观经济的疲软使得原本左手扩产、右手价格战的煤矿企业迅速陷入困境。
有关系的老板们早早甩卖煤矿，没关系的只能将矿场以20万的价格转包20年，过程中还得连哄带骗。
传言更是荒诞：给村委一条红塔山香烟，竟然能换来一座矿，价格低得令人咋舌。
多年后，一位业内大佬坦言：
“2001年以前，所有煤矿基本上都是负债的。”
语气异常坚定。
与此同时，行业内乱象频发，惨绝人寰。
1998年，一起特大骗保案曝光：歹徒将受害者诱骗入井后制造假矿难，骗取巨额抚恤金。
短短两年内，176人惨死矿井。
同年，山西一名村民胡文海因承包煤矿失败，疯狂杀害14人，使得原本平静的小山村变成了修罗场。
这些案件后来都被拍成电影：《盲井》和《天注定》两部作品以冷峻现实主义风格获得编剧大奖。
有趣的是，被遗弃的矿工们反而在迷茫中抓住了抄底的机会，迎来了逆袭。
2001年12月，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能源需求大幅攀升，工业化进程加快，煤炭价格逐步回暖。
两年后，一场席卷全国的世纪电荒爆发，煤价再度暴涨。
当时，全国各地电厂的煤炭储备不足三天，广东、浙江、江苏等电力大省频频遭遇随机断电。
蜡烛成为抢手的照明工具，市场上供不应求；甚至财力雄厚的上海市政府也公开呼吁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以节电。
为了缓解紧急局势，浙江省领导亲自带队，率11个市长及能源企业负责人北上山西求煤。
火电厂则采取“全员出动”策略，员工吃住都在煤矿和铁路部门，目的只有一个：抢煤！
曾经默默无闻的煤炭一夜间变成“黑金”，价格更是按小时计价，司机们拉煤时随车携带成袋现金，紧张氛围弥漫在每个角落。
留守者们历经艰辛终得甘甜，借助时代红利迅速起飞，煤老板首次进入聚光灯，逐步步入奢华生活。
这个神秘群体晚饭前就能在望京买下两套公寓，一次性购入20辆悍马，豪掷8亿收藏清宫黄袍。
与此同时，山西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全国路况最糟糕的道路，却跑着全国最豪华的车。
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奔驰、宝马、路虎、劳斯莱斯不断穿梭，仿佛一座移动的豪车展览馆。
煤老板们的解释很简单：
“钱是自己辛苦挣来的，开辆宝马不过分。”
关于“煤老板”，其实还有一个冷知识——这个称谓泛指煤炭产业链中赚取暴利的人。
这个群体分为三级：投资商、操盘手和生产者。
投资商多来自江浙一带，负责资金投入；操盘手则是当地人脉广泛，协调各方关系；而生产者才是人们口中的“煤老板”，他们承包矿井，组织百姓下井挖煤。
他们不直接生产煤炭，只是搬运工，在承包期内攫取暴利后潇洒离场。
而代价，则是无数鲜活生命的逝去。
2002年行业复苏之时，仅山西就发生了184起矿难，导致501人丧生。
两年后，两个私人矿主竟在井下互相用炸药爆破，造成29人死亡。
再过两个月，梁家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36人死亡。追责过程中却因层层转包，责任无人承担。
业内有“百万吨死亡率”之说，全国平均约2%，意味着每产出100万吨煤就有2人牺牲。
而乡镇小煤矿的死亡率高达全国平均的17.8倍。
这些冰山一角的惨剧，背后是以张某为代表的煤炭大亨。
2005年，张某以29.9亿资产跻身富豪榜第39位，日赚600万，而他的员工日薪仅37元，比全国平均工资低14元。
同年，胡润发布“能源富豪榜”，31位富豪中有11位是煤老板。
煤老板们就在这样的血汗和矿难中，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黄金十年。
2006年，一位黄姓煤老板果断退出江湖，全家搬迁北京，他坦言：
“这钱赚得让我害怕。”
然而大多数煤老板不为所动，乘着四万亿刺激政策东风，扶摇直上。
2008年，煤价突破千元大关，波动速度惊人，赚钱效应暴涨。
7月，煤价达到历史高峰，煤矿毛利率破百。
山西的妈妈们聚在一起聊着自家丈夫的煤矿项目，豪华会所饭局里畅谈着下一个万亿风口，富豪如雨后春笋涌现，场面奢华堪比盖茨比盛宴。
但莎士比亚早已预言：
“一切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束。”
2008年9月，山西新塔矿业发生严重坍塌事故，277人死亡、33人受伤、4人失踪。
虽然事故发生在铁矿，但引发了煤炭行业的深度整合浪潮。
最终，煤矿的最低产量门槛被定为90万吨，成批小煤矿被限期关闭或合并。
两年后，山西矿井数量从2598处锐减至1053处，办矿主体由2200家减少到130家。
面对整合，煤老板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有的铤而走险，借高利贷硬拼出90万吨产量；
有的四处求情，拿到少量股份保留一丝参与感；
更多人则选择提桶跑路，揣着补偿款黯然退场。
一位朱姓老板获得10亿补偿后，闭门不出日夜打游戏，他感叹自己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想用游戏逃避现实的巨大变故。
行业整合终结了煤老板们的辉煌，却掀开了新一轮围猎的序幕。
2008年，潘石屹凭借三里屯SOHO项目69亿的销售额，成为地产圈最会赚钱的人。
而这些项目的客户中，有超过一半是山西的煤老板。
从此，高端地产项目纷纷将煤老板视为上宾，旅行社推出价格高达88888元的豪华出国游，国际拍卖行举办奢华预展。
影视圈尤为热衷煤老板的资金支持。
十年前，他们还忌惮“挖煤人会弄脏我”；十年后，纷纷关注“尊敬的煤老板是否愿投资我”。
正如一位导演所说：
“他们不干涉创作，唯一的要求就是找女演员。”
在各方诱导下，这个手握巨资的群体有人投身地产，有人涉足文旅，有人杀进影业。
他们的失败与隐匿，揭示了一个真相：没有煤老板的时代，只存在周期性的暴富与没落。
在火电厂调研时，新晋分析师常用一个词稳住自己——煤炭周期。
历史上，一轮煤炭周期通常为4至6年。
需求推动煤价上涨，煤企蜂拥扩产，煤价随之下跌，行业始终循环在“吃肉和吃翔”的轮回中。
煤老板们在2002年恰逢周期底部时起飞，需求复苏带动煤价飙升，成就了一批“风口上的猪”。
2016年以后，新一轮周期再次开启，土鳖变土豪的传奇重演。
跌宕起伏40年，300米下三班倒的矿工，与80米高楼中觥筹交错的煤老板，背后是资本的暗流涌动。
他们用血汗、暴虐与欺诈共同谱写了中国煤炭行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然而，一个时代的终结从不简单，只会满怀深情地对你低语百句甜言蜜语，极力暗示：“我还不想走。”
12月3日，笔者所在地区一煤矿发生爆炸，多人丧生。
两天后，拜访一位老者时，他吸了一口烟，朝电话里沉声说道：“今年行情不错，可以多赔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